李凭教授
李凭，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姜霄，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一、五省官书局通力合作的产物
二十四史记录了中国古代社会近五千年发展历史和数十家王朝兴衰轨迹，蕴涵着史学家的真知灼见与是非标准，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且毫不间断的文字见证。与此相应，这套正史丛书的形成也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积累过程。其首部是以纪传体编纂的《史记》，此后一千八百余年间历代史家沿用体例连贯地编纂成各朝断代史著。自“前三史”起就显现出合成体系的端倪，后经“十三史”至“十七史”而渐成规模，再经“二十一史”至“二十四史”而蔚为大观。乾隆三十八年（）清朝开设四库全书馆，经陆续修订、辑录而抄汇成一套体系完备的正史丛书，被钦定以“二十四史”之名，而归于四库全书的史部正史类。四库馆臣郑重宣称，历朝正史“共为二十有四”，而且强调“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将这套丛书推崇到文化顶巅的境界。《四库全书》仅抄成七部，常人难以读到。好在当时雕版印刷技术日臻完善，具备组织人力物力印制大规模丛书的实力，二十四史丛书印本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这套丛书于清乾隆年间在武英殿陆续镂版刊印，因此得名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简称殿本。殿本印制精良，字体工整，便于收藏和阅览，更因集众多印本为一体，利于把握浩瀚历史文献之主导。不过，殿本历数十年刊刻才陆续合成，未能统一规划，故而版式参差，装帧不一，且不乏校勘粗疏及文字脱讹之误，因此招致非议。
继殿本之后，优化二十四史版本，并将之推向社会，则是五省官书局的丰功伟绩。清朝后期提倡洋务，注重实业，长江中下游的印刷及造纸业应时兴旺，为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良机。同治、光绪年间，一部由地方官书局通力合作校刻印制的二十四史应运而生。关于这部刻本的缘起，时任浙江官书局总办的俞樾在同治八年（）致其兄俞林的信中谈及：“今春李筱泉中丞谋合各省会书局刻二十四史，属弟商之江南督抚。因先与丁禹翁商量，许刻《辽》《金》《明》三史。嗣于三月中得马谷翁回书,金陵书局从《史》《汉》起直任至《隋书》而止。遂携书与筱翁面议，浙江刻新、旧《唐书》及《宋史》，而以两《五代》及《元史》请少荃伯相于湖北刻之。三四年后，全史告成，一巨观也。”信中提到的李筱泉中丞即时任浙江巡抚的李瀚章，丁禹翁即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马谷翁即时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少荃伯相则是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地方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事宜为李瀚章首倡，得到丁日昌、马新贻和李鸿章的响应。
李鸿章于同治八年五月二十日（6月29日）将地方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的宏大项目禀报朝廷。在其奏折中，对于实施项目的实体、选用镂刻的底本、排布版式的规格、校勘诸书的学者、雕版印制的工匠、运营经费的筹集等事项，均悉心考虑周到，甚至连颁发对象和书商推广的问题也未疏漏，因此获准实施。此次刊刻二十四史的实体均为洋务运动中兴办的著名官书局。为首的江宁书局，即金陵书局，系曾国藩授意于同治年间创设。其余，江苏书局由李鸿章在苏州创建；浙江书局由时任浙江巡抚马新贻在杭州设立；崇文书局，亦即湖北书局，由时署湖广总督李瀚章在武昌设立。
关于各家书局的分工，最初拟定，江苏书局校刻《辽史》《金史》和《明史》，浙江书局校刻《新唐书》《旧唐书》和《宋史》，崇文书局校刻《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和《元史》，其余十五部正史均由金陵书局校刻。数年后，由两淮盐运使方濬颐在扬州建立的淮南书局参加进来，领得原属金陵书局校刻的《隋书》。至此参与此项恢宏事业的机构合共五家官书局，所以这套丛书被后世称为五省官书局合刻本，简称局刻本或局本。淮南书局加入后，书局之间的分工相应调整，金陵书局的校刻数量减为十四部，原先分配给江苏书局的《明史》改由崇文书局校刻，而原定崇文书局校刻的《元史》改由江苏书局校刻。局刻本是合作的产物，其间既有交流，也暗含竞争，促使各书局都聘用优秀学者校勘，出色工匠镂版，追求底本完善和版式规范，因而质量胜出殿本，受到学界和社会的赞赏，收获到俞樾期盼的“巨观”效果。
局刻本以成套丛书的形式面向社会，其学术影响与应用价值远远超越四库本和殿本，成为中国文化教育界的重大事件。从19世纪70年代局刻本完成起，到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百衲本和中华书局聚珍本相继问世前，大约60年间，局刻本一直受到社会的青睐，成为二十四史诸版本中人们选择最多的读本和图书馆最常庋置的藏本。二、粤港澳庋置局刻本的概况
虽然自局刻本问世至今不过余年，但是完备无缺的藏本在海内外已不多见。近年笔者走访澳门、香港和广州的多家藏书机构，对局刻本二十四史的庋置概况作了实地考察和网络检索。考察21家图书馆，分别是：中国澳门的何东图书馆、中央图书馆，以及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高等学校的图书馆；中国香港的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浸会大学、树仁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教育学院、香港城市大学等高等学校的图书馆；位于广州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市图书馆、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以及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高等学校的图书馆。上述图书馆中，有8家图书馆庋置局刻本。它们是澳门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浸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的图书馆，以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至感缺憾的是，笔者只是对粤港澳的重点图书馆作了考察，对于非重点的图书馆以及私家藏品未及叩询。澳门大学的藏本为一套足本。关于这套局刻本，笔者已专门发表三篇系列论文，对其版式以及经手者，特别是在内页作过批注和屡加钤印的书画家邓芬，均已作过详细介绍。中国香港三家图书馆的藏本并不齐备，香港大学庋置《宋书》16册、《南史》12册、《北史》20册、《元史》40册，香港中文大学庋置《汉书》16册、《后汉书》16册、《梁书》6册、《明史》80册，浸会大学仅有《明史》的1册残本，为卷一一九—一二三。
广州四家图书馆庋置局刻本的情况比较复杂。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虽然在馆藏目录中标明了庋置一套局刻本二十四史，但其中《史记》和《三国志》两部均以其他版本补配而成，并非足本。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有两套局刻本二十四史，亦均有残缺现象，其中一套仅有六部，且大多为残本；另一套虽较完整，但其中《魏书》《金史》《元史》《明史》有少量缺卷。暨南大学收藏的局刻本数量最多，但均以单部史书的形式庋置，且缺少《元史》，因此亦不齐备。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虽然同样以单部史书的形式庋置二十四史，但均含有局刻本。除《后汉书》仅有一部局刻本外，其他二十三史各庋置有两部局刻本。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应该是广州唯一庋置全套局刻本的藏书机构。
三、以澳门大学局刻本为样板对比各家书局版本澳门大学庋置的局刻本为足本二十四史，卷册完备，共计册。全套以宣纸印刷，依序线装，品相完好，几无折损。每册封面及封底内均衬有红丹纸，书根印有书名、册数和篇目。行款为：每半页12行，每行25字，小字双行37字。收藏过这套局刻本的书画家邓芬写过这样的题签：“四省合刻廿四史一书系同治年至光绪所刊，咸距今六十余岁几。装成六百二十六册，纸白，字画俱妙，新，亦难得之书。”他在另一处题签中写道：“此部二十四史一书，原为廖桐史后人出卖在羊城。”这表明此套局刻本曾为廖桐史家所藏，廖桐史家实为此丛书的最初庋置场所。《兴宁人物志》中载有《廖桐史传》，称他“早年勤敏好学，治经史，擅诗文。清末，国事日非，乃弃文习武”。《广东文征续编》中有《廖孔训传》，记载：“廖孔训，一八七六年生，一九四二年卒。字桐史，以字行，顺德人。雅好翰墨，邃于骈俪文。”局刻本初印丛书的最后两部是光绪三年（）开雕的《明史》和光绪四年（）刊印的《史记》，则此书的出版恰好为早年好学经史的廖桐史储备了精神食粮。上述种种迹象表明，澳门大学庋置的局刻本即使不是第一次印刷本，也应该是初期的印刷本。此套丛书以宣纸印成，书品宽大，印刷考究，实可作初期局刻本之标本。
依照澳门大学庋置局刻本为样板加以类比，可以看出五家书局产品的版式是经过协调而规范过的。首先，将五家书局各自所印正史自行比照，可见其版式几乎雷同。如浙江书局刊印的三部正史，其牌记、板框、版心、书口、鱼尾全都一样；又如江苏书局刊印的三部正史，其牌记、边栏、版心、书口、鱼尾均相同，唯《金史》的板框略高；还如崇文书局刊印的三部正史，除《明史》的板框略高以及《五代史》的版心文字略增之外，其牌记、边栏、版心、书口、鱼尾也均相同；金陵书局刊印书种最多，为十四部正史，虽然各书板框略有参差，但是其牌记、边栏、版心、书口、鱼尾都是相同的。由此可见，五家书局的版式都是各自统一并严格遵照执行的。
其次，将各家书局所印正史作横向对比，则可见其版式大同而小异。如各家的牌记都列明刊印或雕版的时间和出版的书局，又如各家的板框大致在高21厘米、宽15厘米上下，再如各家的版心都镌有书名、卷次及页次，还如各家的鱼尾均为单黑。版式的主要元素大致相同，反映五家书局的刊印工作是经过的统一规划和协作的。不过，在版式的细节方面，各家书局各有特色。最明显的是崇文书局，其牌记所镌为雕版的时间，而其他书局都记为刊印的岁月；其边栏为四周双边，不同于其他书局的左右边栏；其书口为花口，又不同于其他书局的白口。金陵书局刊印的书种最多，其版权意识也最强，不但在题记中记清出版者和出版时间，而且在每卷之末镌有“金陵书局仿汲古阁本刊”字样。淮南书局所印《隋书》原属金陵书局的业务，受其影响，在每卷之末也镌有“仿汲古阁本刊”等字样。这是表达对于先导者劳动的尊重。可以明显地看出，作为一套丛书，局刻本的排版与装订格式已趋于齐整。特别是，丛书中的每一部都有牌记，牌记上明确标示着出版者与出版时间，这两项是现代版权页上最重要的元素。倘若再注意到丛书封面上规范的书名，扉页上显著的作者名，以及正篇的卷次和页码，则可以认为现代版权内容中的诸要素都已齐备。上述现象反映，无论从经营形式还是从版式结构来看，局刻本的刊行方式都是从传统印制形式向近代化出版形制发展的转捩点。
局刻本以地方书局联合的形式，统筹规划刻板样式和卷册规模印制大型丛书，为雕版印刷事业树立起样板，成为中国出版印刷史上的壮举。此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相继兴办各类书局，大量刻印传统文献，从而推动了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促使中华传统文化更加深入地滋润着已经迈进近代化的中国社会。由此看来，局刻本的典藏状况既能够反映相关地区在传统文献方面的积淀，也可以揭示传统文献从旧式窠臼中脱胎的趋势。不过也应该看到，局刻本既是雕版印刷事业鼎盛的标志，也是雕版印刷技术没落的征候。局刻本的出版，从同治八年刊印《汉书》，到光绪三年开雕《明史》和光绪四年印行《史记》，历时十个年头。这样的速度显然难以适应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因此技术及材质的革新成为必然。
四、华南师范大学局刻本的材质
华南师范大学庋置的局刻本，系经补配而获得完整，其中各部正史的印次并不一致，就文物价值而言显然逊于澳门大学的藏本。但是在学术价值上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能够反映印刷材质与开本的变迁。由于历经多次补配，华南师范大学局刻本中各部书的材质混杂不一。经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专家蒋金女士辨认，该局刻本的内文用纸有宣纸、机制纸、混料纸和竹纸四类。在各类印本中，除混料纸类《三国志》8册本存有两部外，其余均为一部。四类纸张中，宣纸、混料纸和竹纸三类属于手工纸。宣纸出现最早，因原产于宣州而得名。宣纸最初以木本植物韧皮纤维为原料加工制成，唐代已经大量使用。明清之际，亦泛指以青檀皮和稻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泾县纸”为宣纸。宣纸洁白柔韧，平滑受墨，而且易于保存，是上等书画用纸。混料纸以数种植物纤维按不同比例混合制成，清朝雍正后期刊印的殿本书籍就大多采用浙江开化生产的混料纸。混料纸颜色微*而厚薄均匀，表面平滑而背面稍涩，质量不及宣纸。竹纸以竹纤维为原料制成，制作工艺类似宣纸，宋代已经应用于书籍印刷。竹纸颜色淡白而质地细腻，不过容易发*变脆，品质不如宣纸，但不亚于混料纸。由于竹纸的成本低廉，产量较大，成为明清之际最常见的纸种。竹纸有不少种类，如江西生产的玉版纸、官柬纸、连史纸，又如浙江生产的官堆纸、毛边纸等。清朝晚期，机器造纸业勃兴，于是出现机器制造的纸张，此类纸张简称为机制纸。它表面平滑，厚薄均匀，但质地较脆，耐久性差，由于产量高，遂为民国初期的排印本、石印本等大量采用。局刻本初印之时采用宣纸本，此后陆续改为连史、官堆、毛边以及南扣等竹纸，其材质变迁轨迹正是反映中国近代印刷用纸演化过程的一条线索，而华南师范大学局刻本材质的多样性则是可供直观的一例样板。
局刻本历经多次印制，前后采用的材质不同，受此因素的影响，必然规格不一。仅从华南师范大学局刻本来看，就有尺寸各异的八样开本。要之，从考察材质和开本的角度可知，华南师范大学局刻本无疑是历经多次补配凑合完整的。正因如此，这套藏本能够具体显示局刻本历经多次印刷的时间、材质及开本，对研究中国雕版印刷史具有重要的价值，这是澳门大学藏本不具备的学术特色。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人事的变迁和文件的不足，很难了解到华南师范大学局刻本历次补配的时间和数量。因此，姑且将此次调查情况记下，以待机会再作考证。五、对局刻本中三部正史分册形态的考察对比各家图书馆的典藏可知，局刻本不仅存在多种材质与开本，而且在分册装订上亦有不少差异。以《魏书》为例，澳门大学的藏本为24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藏本为26册；暨南大学的藏本有20册和10册两种；华南师范大学有一部20册藏本，还有一部16册的藏本。在分册方面呈现五花八门的状态，表明局刻本曾经在不同地点和不同时间陆续加印装订过。为了便于对比，兹以澳门大学与华南师范大学的藏本作为代表，选取局刻本中的《魏书》《史记》《汉书》三部正史的分册情况加以考察。第一，三部局刻本《魏书》，不但材质各异，而且在分册上也不相同。第二，三部局刻本《史记》虽然都分为16册，但是相应各册的内涵并不相同。其三，在三部局刻本《汉书》中，澳门大学与华南师范大学的藏本均为宣纸本，但前者分为22册，后者分为16册。而华南师范大学的另一套混料纸本，却与同属该校的宣纸本，无论在分册数量上还是在各册内含上，都是一致的。由此三点表明，局刻本问世之后，曾经在不同地点和不同时间多次加印和装订过。
由于各部正史的分册情况不同，因而导致各种局刻本的总册数也各异，这样的情况不仅限于粤港澳，而是广泛存在的。例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庋置的局刻本就有总数册和册两种。此外，在网络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总数为册、册、册、册、册、册等不同的组合方式。而澳门大学这一套的总数则为册，又与前述各套都不相同。上述种种情况给人以纷繁杂沓的感觉，然而努力厘清其中的头绪，就能够探寻不同时期局刻本印次的发展脉络，进而有助于豹窥一斑地寻绎中国近代出版印刷史的线索。考察各类局刻本具有的种种信息，在文献学与版本学上颇具典型意义，因此能够吸引着我们去继续耙梳故纸坟典。
粤港澳三地庋置的五省官书局合刻本二十四史数量并不少，各家重点图书馆都收有若干。由于局刻本是中华正史完备之后较早推向社会的一套丛书，因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华传统文化近代以来在珠江流域的影响态势。在各家重点图书馆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华南师范大学与澳门大学的典藏，这两家庋置的局刻本都是齐全的。澳门大学所藏的一套足本全部由宣纸印刷，不但纸张精致，而且印制规整，极可能为初印本，其文物价值弥足珍贵。华南师范大学所藏版本，依其内文材质分类，既有宣纸本，又有竹纸本、混料纸本，还有机制纸本，表明该套丛书是经过多次补配而逐渐齐备的。华南师范大学局刻本在材质以及开本上呈现出参差不齐的形态，反映了局刻本经历不同年代多次印刷的历史现象，故而在中国雕版印刷的发展史上富有学术价值。华南师范大学与澳门大学的两套局刻本可以当之无愧地堪称粤港澳大湾区传统正史文献中相映生辉的双璧。
感谢粤港澳各家图书馆惠予帮助，尤其感谢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专家董运来先生和专家蒋金女士的悉心帮助，感谢澳门大学图书馆王国强副馆长和梁德海主任的悉心帮助。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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