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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鹤林传奇

W泽栋

古人云:“天下山水在巴蜀,巴蜀山水在嘉州”。嘉州,又称嘉定,即今四川乐山,历史文化名城。唐代大诗人曾参曾任嘉州刺使,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曾在嘉州凌云山设书院,现代大文豪郭沫若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求学,从这里走向世界。

乐山东三十公里,有一小乡镇宝马,因从前有一宝马庙而得名。出宝马西行一公里,有个桐麻山,海拔约五百米,却是方圆几十公里丘陵中最高的山。

登上桐麻山顶,极目环视,天地相接处,地平线划出一个巨大的圆环,大地就像一口锅,那一个个矮矮的、错落有致的丘陵,活象一个挨一个的窝窝头,从眼前一直延伸到天际,夏天是绿色的、冬天是*色的,天穹就像一个硕大无朋的锅盖,紧扣在这口锅上。当然,这是上帝的杰作。

桐麻山南边两里多地,有一小村子叫白鹤林。在清代和民国时期,这个村子因栖息着成千的白鹤而声名远播。白鹤林由三座山丘相连形成一把太师椅,端坐在这“太师椅”上的是王姓地主的四合院,雕梁画栋,青瓦鱼鳞,庭院幽静,古色古香。十里八乡的人都叫它“老瓦房”。

在“太师椅”的靠背和护手上,古柏参天,灌木丛生,荫郁闭日。有数千只白鹤,近百年来常年在这一风水宝地栖息。在那高高低低的乔木和灌木林里,到处都是白鹤垒的窝巢。在白鹤的繁殖期,提个竹篮上山去,一个窝里只需拣一个鹤蛋,十来米的范围内就可以拣满满一竹篮。

每天凌晨四点过,白鹤们就呱呱鼓噪,呼儿唤女“起床”,邀约起亲邻,三五十只为伴,东西南北,飞到几十公里外的水田、堰塘、水库、江河中觅食。

每天下午五点过,白鹤们又从四面八方飞回自己的窝里,呱呱呱呱闹个不停,相互交流一天的所见所闻:新的发现、新的收获、开心的趣事、惊险的事等等。一直要闹到晚上九点过才逐渐安静下来进入梦乡。朦胧的夜色下,“老瓦房”后面的整个山林,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白鹤林人家都姓王,据说是同一祖宗。王氏祠堂就坐落在距离桐麻山大约一华里的地方。过去,有一群燕子常年栖息王氏祠堂,从不离去,不像其它地方的燕子冬去春来。这又是白鹤林一奇。因此,白鹤林又名“王燕子”。

白鹤林是风水宝地,人杰地灵。

“老瓦房”坐西向东,门前五百米左右是一条小河,风水先生说:“老瓦房”是个“乌龟穴”,出武人。小河东边便是我的祖屋,风水先生说:这里是“青龙穴”,出文人。

关于“乌龟穴”出的武人,“青龙穴”出的文人。我孩提时期从父辈们的龙门阵中听说了凤毛麟角。

先说“乌龟穴”出的武人。清朝年间,白鹤林出了个武举人。关于他,在父辈们酒后茶余的龙门阵中有一段津津乐道的传奇。

话说武举人的家,地处“乌龟穴”边缘王祠堂外,中武举之前只是乡间一农民,家里父母早亡,既无兄弟姐妹,又无妻子儿女。为人憨直,却有一身超乎常人的蛮力气,而且饭量特别大,每年田地里出产的粮食还不够他自己吃,哪有粮食去交官府的税赋。

由于连续两年没有交官府的税赋。嘉定县衙派了两名差役来拿他去问罪。

当时,武举人正在犁田,对差役:“不急,我又不会跑。等我把这最后两圈犁完就跟你们去。”

犁完后,他双手把那条拉犁的大牯牛抱起来,在水里哗哗地把四只牛腿上的泥涮洗干净了,然后轻轻地将大牯牛放到田坎上。请两个差役跟他先回家喝点水再走。刚才洗牛脚的情景已经让两个差役惊诧不已,哪敢不依。

武举人的家四壁透风,没有一个箱子或柜子,连房门也没有。他去烧了一大锅开水,把一个大石磨的磨盘洗干净作茶盘,又将一个大石碓窝洗干净作茶杯,将碓窝盛满开水,放在磨盘上,双手捧出来放在两个差役面前,请他们喝。两个差役吓得目瞪口呆,哪敢喝。连声说:“壮士,不是我们要难为你,而是县大老爷要问你两句话。我们也是当苦差的,奉命而为,没办法!”

他说:“没啥,我跟你们去。只是我身上这件土布褂子,穿去怕官府收去抵税,只好放在家里。”

只见他把土布褂子脱下来左手拿着,一反右手将房子的中柱抱住,一使劲,竟将房柱子提离地四五寸,把土布褂子放在中柱下,再轻轻把中柱放下压在土布褂子上。说“好了,不怕偷儿偷去了!走吧。”

到了嘉定县衙,两个差役如此这般禀报县太爷。县太爷认为自己的治所能有这样一位奇才,也是脸面贴金的好事。于是免了他的赋税,还推荐和资助他第二年到成都参加武举乡试。

却说武举乡试中,他将一把三十六斤的关公刀挥来舞去,只见刀光闪闪,只听刀风呼呼。突然,关公刀脱手而出,眼看就要落地,说时迟,那时快,他大喝一声,飞起一脚,将关公刀踢向空中,纵身一跃接在手中,凌空旋转三百六十度,关公刀横扫出一个漂亮的圆圈,稳稳落地,纹丝不动结束了考试。主考大人们都情不自禁地为之喝彩。他理所当然地考中了武举人,从此逐步发家了。

人们后来才知道,原以为他飞脚踢刀是故意展示精湛的武功,谁知竟是失手;而且,他那一脚,不偏不倚,正好踢在刀刃上,当时注意力高度集中在比试上,全然不知道。等比试结束后,才发觉脚不对,靴子砍开了,脚面皮开肉绽,可以看见白骨,将近一年才养好伤。

“老瓦房”出的武人还有一个。论辈分与我爷爷同辈,他叫王雨和,家乡人只知道他曾经是民国时期国*的一个师参谋长,据说曾拜刘伯承为干爹,其余不得而知。

王雨和在解放前十多年就死了。白鹤林北面约一公里有一白庙儿,王雨和的遗体运回后,埋葬在白庙儿北面不远处一个坐北向南的山坡上。现在属于白马镇桐麻山村四组。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打、砸、抢”的高潮中,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去砸王雨和的坟墓,说是他的坟墓中有“金银珠宝”和“**”。我当时是红小兵,跟着去看热闹。

造反派用钢钎和铁锤砸开王雨坟墓的石门,墓穴里略显潮湿,一具黑漆漆的棺材赫然醒目,撬开棺材时,“参谋长”面色红润安详,黑色绸缎衣裤如新,就像睡着了一样。所有在场的人目睹这一情景,都咂咂称奇。造反派想要的东西一样也没有。约半个小时后,“参谋长”的遗体以及他的绸缎衣裤开始腐烂,并发出难闻的恶臭,造反派手忙脚乱地盖上棺材,用泥土胡乱将墓穴掩埋了事。

再聊聊我祖屋“青龙穴”出的文人。

乐山的牛华镇出产井盐,自古享有盛名。明清年间,由于生产力极度落后,盐水是靠*牛拉绞车绕圈子,用毛竹筒从深深的盐井中打上来的。我曾祖父,就在牛华镇盐井坊中当吆牛的工人,挣几块铜钱维持生计,并供他弟弟——我叔曾祖父读书。

叔曾祖父不负厚望,刻苦用功,参加科举考试中了举人,在嘉定县衙当讼师,即今日的律师。当时人称“刀笔吏”。

有一天,我曾祖父挑两大捆稻草去喂*牛,由于视线被挡,不小心撞了一个人,连连给这人赔礼道歉。

这人可不是一般的人,他是牛华镇青帮码头的舵爷,俗称“舵把子”。“舵把子”被撞,勃然大怒,大骂我曾祖父:“你是啥子东西?”并将我曾祖父推倒在地,还要殴打,被人拦住了。

这件事很快被我叔曾祖父知道了。他认为:长兄如父,没有他含辛茹苦的供养,哪有自己的今天?如今长兄被人欺辱了,也是对他这文举人的藐视,怎能善罢甘休?

于是,我叔曾祖父头戴举人顶带,身穿长衫,手拿一根三尺多长的烟杆(烟斗很大,是*铜的),来到牛华,在大街寻见了那“舵把子”,二话不说,一烟斗将那“舵把子”头上敲出个鸽蛋大的血包。“舵把子”痛得呲牙裂嘴,凶巴巴地问:“你为啥子打我?我与你没完!”我叔曾祖父说:“为啥子?我要你晓得这是啥子东西!”

为了解决此事,我叔曾祖父和“舵把子”,邀请官府要员、宗族首领、地方名流,在牛华镇码头摆“堂口”。这与打官司和私了都有区别。“堂口”摆了三天,由官府要员主持,双方各自陈述事情经过,唇枪舌剑辩论,然后是宗族首领、地方名流评判谁是谁非,最后由官府要员判断。

我叔曾祖父不愧是有名的讼师,他使出的杀手锏是:他指着自己头上的顶带说:“请看清楚,这是啥子东西?这是朝廷御赐的顶子,我是大清朝廷御封的举人!舵把子辱骂殴打我兄长,就是藐视我,藐视我就是藐视我头上的顶子,藐视我头上的顶子,就是藐视朝廷、藐视皇上!藐视朝廷和皇上的人就该打!”。

这样的讼词,在今天看来是说不通的,但在那穿了*马褂就谁也不敢惹的封建社会,是绝对有威力的,结果我叔曾祖父赢了官司。“舵把子”公开赔礼道歉,并且赔了一笔银子。

我叔曾祖父用这笔银子在白鹤林买了十几亩水田。能够购买田地,这在以土地为命根子的中国封建社会,是多么重大的事件呀!他要儿子在白鹤林好生经营这些田地,发家致富。

但他儿子不争气,是个败家子。因为抽大烟,没有钱,把水田卖了几亩。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土地改革划成分时,他的孙子——我叫他二叔,因为还有几亩水田,就被划为中农。

民国初年,我的祖屋“青龙穴”又出了个传奇文人。他就是我爷爷最小的一个堂兄弟,按辈份,我该叫他“幺老爷”。

“幺老爷”年少时就在外面读书,刚成年就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回老家娶了“幺奶奶”。在老家待了两三天,就出去闯天下去了。

几年后,“幺老爷”回过一次老家。在与家人闲聊时,“幺老爷”常常说起孙中山、同盟会、陈独秀,以及他们干的大事,从“幺老爷”的言谈中,透露出他参与了这些大事。

或许是不喜欢“幺奶奶”,也或许是为了要出去继续干大事,不几天,“幺老爷”就挑着书箱,离开老家王燕子,从井研县方向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当年的孙中山、鲁迅、郭沫若等人,不是都有这样的经历么。

“幺奶奶”为“幺老爷”守活寡,一直住在乐山五通桥磨子场(现在叫金粟镇)我的堂大姑妈家,文化大革命后期才去世。

我的爷辈、父辈聊起“幺老爷”,总是念叨:当年“幺老爷”挑着书箱离家时的情景恍如昨天,一去不回,音信全无。不知他出去干了什么大事?是投了国民*?还是投了共产*?是飞*腾达了?还是穷愁潦倒了?是死了?还是活着?这已经成为永远也不可能解开的谜。

如今,整个王燕子,我的爷辈早也全部作古,我的父辈仅有四人健在,其中就有我的父亲和母亲。“幺老爷”的故事也将永远烟消云散。

一九六六年,我小学毕业,以高分考上乐山第四中学,这在白马镇(当时叫白马公社)也属凤毛麟角。一九七七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高考,我考上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后来又攻读研究生毕业。现在是一名高校教师。二○○三年,我女儿考上大学,大学英语本科毕业,现在是一所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英语教师。年,我五弟的儿子考上大学,现已毕业,在一家外企工作。现在,我七弟的儿子成绩非常优秀,现在就读与一所全国名牌大学。这在我们白鹤林村子是绝无仅有的。

岁月悠悠,逝者如斯夫!

在年大跃进的高潮中,大炼钢铁,白鹤林的树是最好的燃料;办集体伙食团,白鹤林的树是食堂最好的烧火柴。人们先砍粗的直的,再砍细的弯的。白鹤林毁于一旦,树,一棵也没有了;白鹤,一只也没有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老瓦房”被拆了,王氏祠堂也被拆了,长住王氏祠堂的燕子没有了。

如今,你就是到了乐山市中区白马镇,如果你要向青少年打听白鹤林、王燕子、王祠堂在哪里?没有人能告诉你!更不说武举人、文举人、参谋长等传说,因为他们都不知道!只有那些耄耋之年的老人,以及极少数中年人可能还隐约记得这些白鹤林的传奇。

啊!神秘的白鹤林,传奇的白鹤林,消逝的白鹤林,生我养我的故乡哟,我无法表达对你的复杂感情!

饥饿的白鹤林

w泽栋

一九五三年,七月流火。乐山宝马桐麻山下的白鹤林,一条小河从北向南,蜿蜒而下。小河两岸,高高低低的稻田,在灿烂的骄阳下,一片金*,微风吹拂,稻浪翻滚,稻谷的清香沁人心脾。正是开镰收割的日子,白鹤林的上冲下坝,“咚、咚、咚”——到处都回荡着农民在拌桶上打谷子的声音。

上午十点左右,“四老辈!四老辈!你家里人叫你赶快回家,你爱人要生孩子了!”

我们家乡的风俗,无论是“伯”还是“叔”,无论是亲的还是堂的,都叫“老辈”,并在“老辈”二字前加上排行。邻人叫的“四老辈”,就是我爸爸。

爸爸急匆匆跑回家,我已经来到这个世界。按常理,新出生的小孩,绝大多数都会“哇哇”大哭,这对新生儿的心、肺等生理功能都是必需的。但有极个别新生儿不哭,我们乡里人称之为“闷生子”。我就是个“闷生子”。这可急坏了爸爸。

若是现在,不但是医护人员,而且社会上很多人都知道,只需把“闷生子”倒着,轻轻在他屁股上拍几下,“闷生子”就会哭出来。

但那时,科学知识不普及。就我爸不知怎么办时,邻居大娘对我爸说:“有个土办法,很灵,就是去抱个瓦罐来摔,只要瓦罐摔破了,闷生子就会哭出来。你没有听说过:闷生子,摔罐子吗?”

确实,我们家乡,如果别人跟你说话,而你因为没有听到,没有反应,或者你听见了,不愿搭理,别人就会骂你:“你没有摔罐罐吗?”

爸爸手忙脚乱去找到个质地厚重的黑瓦罐来,“咚—”黑瓦罐被重重地摔在我家破木楼的楼板上,黑瓦罐在楼板上跳起来,滴溜溜滚到一边去,完好无损;“咚—”,又是一下,依然完好无损;爸爸急了,把黑瓦罐高举过头顶,用尽全身力气砸下来,“嘭—”!黑瓦罐破了,“哇—哇—”我发出了响亮的哭声。我是老二,我有一个大哥。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正搞的热火朝天。那时候,我们家有五口人:爸、妈、哥、我和三妹。整个白鹤林村二十多户人家,都搬进过去地主的四合院“老瓦房”,不管人口多少,一家人住一间屋,说是住集体农庄,吃集体食堂,过共产主义生活。

爸爸与村里的青年、壮年男人都被派到乐山沙湾大炼钢铁去了。村子里只剩下妇女、孩子和老人。

集体食堂的共产主义生活刚开始不错,每顿都是白米干饭,用巨大的木甑子把白米饭抬出来,你能吃多少盛多少。

到了一九五九年,由于没有男劳动力种庄稼,再加上遭遇自然灾害,田地开始荒芜,水稻、玉米、小麦、红薯等,几乎没有收成。集体食堂只能吃老本,先是白米不够吃,米饭中就掺红薯,后来就只能吃红薯了。

有一天,大家都在集体食堂吃早饭,我哥突然对妈妈说:“妈,我好冷啊!”

妈妈说:“你到食堂的灶前烤烤火吧。”

大哥烤火去了。

不一会儿,一个大娘慌里慌张来对我妈:“你快去看看你大儿子怎么了!”我妈丢了碗,慌忙跑去看,只见我哥倒在灶前,脸色煞白,双目紧闭,手脚冰凉。在几位乡亲的帮助下,我妈赶紧背起我哥往公社卫生所送。

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历史背景下,卫生所既没医生,又没有药品。有什么办法呢?当天,我十岁的大哥就死了。

三天以后,我两岁的三妹又得急病,不治而亡。

一个星期之内,一儿一女死了,我爸听到这一噩耗,悲伤欲绝。一边走一边哭,从离家近一百公里的沙湾徒步往家赶,由于悲伤和劳累过度,到公社所在地时,他倒在路上。是乡亲们知道消息后去把他抬回来的。

那天晚上,我爸整夜坐在床上,把五岁的我紧紧搂在怀里,无声地哭泣一夜,他的眼泪象断线的珠子,将我的头发、脖子都浸湿透了。这一情景,终身铭刻在我心里。

一九六○年初,集体食堂办不下去,只好解散;集体农庄也不住了。乡亲们从“老瓦房”搬回自己原来的茅草房去。几年没住人,茅屋顶烂了,土墙倒塌了,屋子里白天晒太阳,晚上数星星,四面透风。

村子里原来的良田沃土,现在荒草灌木丛生,不时可见野鸡、野兔出没其间。

集体食堂刚解散时,还每天供应村民一点稀饭。其标准是,成人:男人每人每天三两米,女人每人每天二两米;孩子,每人每天一两米。那时候,我有了一岁多的四妹,一家人合起来一天就是七两米的稀饭。又没有任何其它食物可吃,一个个饿的头昏眼花。

有一天,才七岁的我,提着小木桶到食堂去打了稀饭回家。长期的饥饿,手脚无力,一不小心,竟被几根干枯的稻草绊了一交,小木桶里的稀饭倒得干干净净。

我提着空桶回家,爸爸知道了,暴跳如雷,一扁担就把我打倒在地,吼道:“就这点活命的稀饭,你把它倒了!你有什么用?今天我们吃啥子?喝风吗?”

妈妈流着泪把我拉起来,对爸爸说:“已经倒了,你把他打死了也没有用。”

从中午到晚上,四妹坐在门槛上,时断时续地哭喊:“给我一颗饭吃喂——,给我一颗饭吃喂——……”这令人心酸的声音在寒风中传得很远很远。

一天上午,从小缺乏营养,极度虚弱的四妹突发急病,四肢抽搐,呼叫不应。爸爸、妈妈急忙把四妹送到离我医院抢救。

中午,爸爸抱着四妹回家了。但四妹已经永远闭上了她美丽的眼睛,身体已经僵冷了。悲伤欲绝的爸爸,不动也不说话,怀抱着我四妹,直到深夜,就是不松手。任凭我外婆、二老辈等人苦苦安慰、劝解……

集体食堂的稀饭供应不到两个月,应全体村民的强烈要求,按其定量标准,把米分给各家各户。

妈妈到野地里去采摘那些野生的红罗卜叶、白萝卜叶、红薯叶,还有马齿苋等野菜,把它们洗净晒干备用。把那点少得可怜的米磨成细细的米面。每顿做饭时,先烧一大锅开水,然后加两把切得细细的干菜叶,再撒入一把米面,熬煮成照得出人影的糊糊,热热的喝了吊命。我每顿能喝三斗碗,并且认为这就是最好的美味。

当时,我在读小学一年级,我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姓陈,身材高大,爱人姓李,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他们有一儿一女。全国人民都在过粮食关,同样,陈老师家也没有吃的,十分艰难。

有一天放学时,陈老师对我说:“我要到你家去家访。”

我说:“好!走吧。”

走在回家的路上,陈老师说:“听同学们说:你们家里有菜糊糊吃,你每顿要吃三斗碗?”(斗碗:我们当地方言土话,即大碗,北方称“海碗”。)

我说:“是的。”

到家了,我对爸爸、妈妈说:“陈老师来家访了。”

我爸说:“哎呀,贵客呀!那么远,您还来家访,您对我娃娃那么关心,太感谢您了!请坐!请坐!”并让我妈赶快去煮菜糊糊。

一会儿,菜糊糊煮好了。我爸说:“陈老师,你是贵客,我们没有啥好的招待您,请吃点菜糊糊。”

陈老师推辞说:“我已经吃过饭了,你们吃。”

我妈说:“陈老师,不要客气嘛,俗话说:跨个门槛,又吃三碗,如不嫌我们吃得孬,再吃点。”

陈老师说:“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再吃点。”

陈老师一口气就喝了五斗碗,他一边擦满头的热汗,一边说:“嗨!你们家的菜糊糊味道真不错!”

饭后,陈老师与我爸闲聊:“你儿子是个聪明好学的好学生,我一定尽心尽力培养他。”

我爸说:“谢谢陈老师!我们希望娃娃好好读书,将来能有出息,有口饭吃”。

陈老师又说:“老王,我看你待人忠厚诚恳,想和你结拜为兄弟!”

我爸说:“不敢当,我咋个敢高攀?”

陈老师:“啥子高攀哟!你我都是一样的。那从现在起,你就是我大哥,我就是你的兄弟。王大哥,来日方长,希望我们的友谊长存!”

我爸说:“陈老师,既然这样,有时间你就常来玩!我儿子也请你继续费心教育。”

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放学后,不管刮风还是下雨,陈老师都要步行三公里,到我家来,吃一顿菜糊糊,再步行回学校去。

我爸说:“陈老师认我为大哥,其实也就是为了这顿菜糊糊!唉,他也可怜呀!他身材那么高大,饭量当然大。他们家的那点定量粮,怎么够吃?他每天在我们这里汤汤水水混一顿,就可以把自己在家里那点吃的节省下来,给他的儿女吃。唉,没办法,我们每顿的干菜叶子和米面只有那么点,多羼两大瓢水吧。”

从此,我家的菜糊糊更稀薄了。吃了几大碗,肚子胀的溜圆。出门以后,几泡尿一撒,肚子就瘪了,饿得咕咕叫,浑身出虚汗。我妈就苦笑我:“上学路上,一田埂才多长呀,你看看你,在田埂这头才撒了泡尿,到田埂中间又撒了泡尿,到了田埂那头还要撒泡尿。”

两个月后,集体食堂一颗米也没有了,我家的干菜叶子也吃完了,野菜也很难找到了。陈老师再也不到我家来了。又过了两个月,陈老师死了,据说是饿死的。

饥饿象恶魔和怪兽,啃噬着人们的肌体和心灵。人们好象回到了原始生存状态,不管是水里的,还是山上的;也不管是植物、动物,还是昆虫,也不管是能吃,还是不能吃,都吃。

先前,不知我妈从哪里弄到一竹篮粗糠,既粗糙又霉臭。若是现在,猪也不吃它。我妈费了很大的劲,把它做成糠饼子。我们吃起来难以下咽,吃在肚子里又拉不出来,要用手去抠出来。

村里的大娘、婶婶、姐姐们,把水田里的水芹菜、四瓣草,还有荒地里的鹅秧菜、阳雀花、酸夫草等野菜,大筐大筐地采回家,用开水焯去苦涩,用清水漂了填肚子。

村里的伯伯、叔叔、哥哥们,争先恐后,把桐麻树、枇杷树的树皮大块大块地剥下来,用刀刮去坚硬的外皮,只要比较松软的内层,切作小块,在锅里焙干,磨成粉末,做成粑粑吃。桐麻树皮粑粑白白的,就象米面粑粑;枇杷树皮粑粑是深红色的,就象高粱粑粑。两种树皮粑粑颜色好看,但味道苦涩,还黏糊糊的,实在不好吃。

我们这些男娃娃、女娃娃,就成群结伙上山摘“野泡儿”吃。“泡儿”是我们那里的方言土话,就是草木上结出的果实。比如桑树的果实“桑椹”,我们就叫“桑泡儿”。

我们吃的泡儿种类可多了,名字全是不懂植物学名称和分类的老祖宗传下来的。有马桑泡儿、羊屎条泡儿(因颜色和形状得名)、水虾泡儿(因形状得名)、薅秧泡儿(因吃的季节得名)、牛尿泡儿(因汁水的颜色得名)。

值得说一说的是吃马桑泡儿。后羿射日的神话故事,就与这马桑树有关。

据说古时候的马桑树长得高入云霄,天上有九个太阳,酷热难挡。为了造福老百姓,神箭手后羿就爬到马桑树的树颠上去,射掉了八个太阳。

当时,马桑树摇曳的树枝把后羿的草帽刮掉了,后羿很生气,就骂马桑树:“你这短嫩颠的!”所以,现在的马桑树,只要生长到一米多,嫩嫩的树梢就蔫巴了。

马桑树树结的泡儿先是绿的,然后变成红的,最后变成乌黑的,就可以吃了。捋一把乌黑的马桑泡儿放进嘴里,使劲一抿,甜甜的汁水就出来了,然后将嘴里的东西全部咽下去,吃它几大捧,也能充饥。我们吃饱了,还用篮子摘回家给父母吃。

吃马桑树泡儿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千万不能把它的籽嚼碎,嚼碎了就有*,轻者头晕眼花、口吐白沫,重者死亡。那时,就有不少大人和孩子因医院、有几个还送了命的。

很快,田里的野菜没有了,地里的野菜没有了,山上的桐麻树、枇杷树的树皮没有了,野泡儿也没有了。人们想方设法捉老鼠吃、捉蚱蜢吃、捉癞蛤蟆吃、捉蟋蟀吃。在邻近的村子里,还有人去挖观音土吃,观音土就是一种白色的带粘性的泥土。

端午节那天早上,爸爸对我说:“今天是端午节,我们家啥子吃的也没有,你到外婆家去,看看有啥吃的,拿点回来,我们也过个节。即使没有啥拿回来,万一你运气好,赶上他们有点儿吃的,你好歹也能吃点。”

我兴冲冲来到外婆家,她们家啥吃的也没有,正发愁呢。

外婆见我去了,动员全家,各自出去想办法,找点能吃的回家。

到中午,外婆和舅娘找了两把野菜,舅舅找采了些棕树上结的种子,外公捉了一只癞蛤蟆。

舅舅在石碓里舂去棕树籽坚韧的外皮,然后放在锅里煮、用清水漂,弄了两小碗棕树籽给大家吃。

外婆和舅娘煮了野菜汤,给大家各盛了一小碗。

外公把癞蛤蟆剐了皮,去掉肠肚,摘来一片南瓜叶子包裹了,放到灶塘的草木灰火里烧熟了,分给大家吃,我们不敢吃,他独自吃了。

下午,我有气无力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心想:爸爸妈妈还眼巴巴地盼我拿吃的回家过节呢,我两手空空,怎么回家呀?一个七岁的孩子,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中午虽然喝了碗野菜汤,现在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口吐清水,四肢无力。

天快黑时,我一步一步挪到了家。远远就看见妈妈伫立在家门外望我。

来到妈妈身边,我难过地说:“妈,我……”

妈妈说:“别难过了,没关系。快回去吃肉吧。”

“啊!什么?有肉吃?哪来的?”

“你爸爸上午打了只大耗子,我们把它打整干净,炖成肉汤,我和你爸吃了一半,给你留了一半,热在锅里,走,我去盛给你吃吧。”

端着半碗热腾腾的耗子肉汤,我的泪止不住扑簌簌直往下掉。啊!一九六○年的端午节!

一九六一年,不断有饿死人的消息,在饿得要死的人们中间传递。

由于长时间的严重饥饿,很多人全身水肿,气息奄奄。医院别无良策,就把水肿病人十个、二十个分为一组,关进一间专门修建的蒸房里,下面用木柴烧火加热,将病人干蒸,用物理的方法使水肿病人大量出汗,排出身体里多余的水分。有时候,由于干蒸的时间、火候掌握不好,再加上个别病人已经病入膏肓,曾发生过蒸死人的事。

爸爸也得了水肿病,两条腿肿得亮亮的,一按一个坑。医院住院干蒸。

爸爸命大,干蒸完了还活着,医院观察两天。他请人给我妈带信:能不能活还难说,唯一的希望就是想吃两个煎的青海椒。

妈妈走村串户,求爹爹告奶奶,好不容易讨要到了五个青海椒,哪有什么油和盐?只是用铁锅把青海椒煎熟了,装在个小碗里,让我给爸送去。

医院走,看着碗里的海椒,馋得直吞口水,心想:不是有五个吗,我吃一个,给爸留四个。于是吃了一个。

走着走着,我又忍不住想吃,就给自己找理由:我再吃一个,也才吃了两个。爸爸不是还有三个吗?他吃的仍然比我多。于是又吃了一个。

走着走着,我还想吃,又给自己找理由:我是小孩,应该多吃一个,爸爸是大人,可以少吃一个,他知道了也不会怪我的。就再吃了一个。

我捧着小碗里的两个海椒,医院门口,遇到我们同一个大队二队的叔叔王伯清,他问我:“到医院干什么?”

我说:“爸爸想吃煎海椒,我给他送两个来。”

他哄我说:“医院里不准随便送东西来,医生晓得了要骂你!”

我信以为真:“真的吗?”

“真的,哪个哄你!”

“那太好了,我吃了算了。”我把两个海椒一齐丢进嘴,很快就下了肚。

我来到爸爸的病床前,爸爸问我:“不是叫你给我拿点煎海椒来吃吗?咋个没有拿来?”

我说:“拿了五个,在路上我先吃了三个,还有两个,医院门口遇到王伯清,医院不准拿东西给病人吃,所以我吃了。”

爸爸气得跌倒在病床上,叹着气说:“唉!你呀……你……哪怕给我留一个呢?要死的人了,就想吃个煎海椒,也……唉……”

我心里那个悔恨呀!

一九六二年,白鹤林村不知从哪里得到的信息,也学其它地方的做法,悄悄地将土地划分承包到户,这才逐渐将人们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但是,白鹤林的饥饿呀,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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